論文關鍵詞：郭嵩燾；湖湘文化；歸臆
論文摘要：作為湖湘文化近代產兒的郭嵩燾自覺繼承它的優良傳統，對其求真務實作風進行獨特闡析，對其服務現實本色進行極力張揚。郭氏超越湖湘文化粗淺層面，耙重農抑商傳統向重商求富的方向飛躍，把理學道德層面向中體西用結合的方向飛躍。他還對湘省彌漫的守舊的風氣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對湖湘文化的缺憾進行有膽有識的批判。
一、承繼湖湘文化優良傳統
(一)對其求真務實作風的獨特闡析。
經世致用是湖湘文化一個突出特點，把理論與實際有機結合起來。成長于岳陽湘陰，就讀于岳麓書院，作為湖湘文化近代產兒的郭離熹(1818—1891)，曾任兵部侍郎，廣東巡撫，是名符其實的封疆大吏，后來成為中國兩千余年封建社會第一位駐外公使。郭離熹把儒家治國理念與洋務思想廣泛運用實踐之中，處處透視著實學精神。
咸豐十年，郭離漱通過自己3年在朝廷工作的經驗，在致陳孚恩的信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推求國致弊之由，在以例文要涂傷，而事皆內演。例者，條例也。處理問題不調查研究，不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只知道照其葫蘆畫飄，抄襲陳例。正是針對時弊，郭離熹提出:“勿亦稍寬假以例文，以求理財行政之實效，天下事其猶可為乎?”這正是他這種實學精神的反映。
出使英法，郭高燾感觸最深的是中西人心風俗社會風氣的差異。他認為“實事求是，西洋之本也。“西人格致之學，所以牢籠天地，驅役萬物，皆實事求是之效也。”正是基于求實精神，西方人勤于考求，集思廣益，不遺余力，“深求而極論之，皆可以通神明窮造化”。西方社會日益發達，他盛贊歐洲議會民主，特別強調，兩黨公開辯論政治得失，影響及于全社會，從而形成人們求實的風氣，他把政治、教育、風俗視為不可分割的三位一體:因為有了議會民主制，所以朝廷行政公開，人們對國事可以暢所欲言，平民可以向政府上書言事，不必像中國那樣尊者諱，不允許百姓議論朝政。西方在這種體制下.教育重實學，學校培養學生面對現實，解決實際問題，使之樹立敢說實話的信念。人人如此，人際交往自然注重貫徹追求真理，注重實效的可貴品質。
(二)對其服務現實本色的極力張揚。
經世致用的精髓在于關注現實，應時而動，而郭離熹所處時代最大的現實就是西方人侵的問題，飽受經世致用傳統的湖湘精神熏陶的郭嵩燾，又得天獨厚地擁有零距離接觸西方文明的條件，不顧朝野上下的聲討，由“以夏變夷”轉為“以夷變夏”，一生獲謗而無怨無悔地“贊西化”，亦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他進而提出“西方富國強兵之術，尚學興藝之方，與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國本者，實多可以取法”這樣的真知灼見。
“郭離燾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萬里。自京師士大夫，下及鄉里父老，相與痛低之，使不復以人數。英使且以謝過為辭，陵迫百端。衰年顛沛，乃至此極。這一年他已59歲，衰病交加，常年服藥。他以老病之軀，行萬里遠程，還要背著自京師士大夫到故里鄉親父老的痛罵。是什么力量讓他挑起這副費力不討好的擔子呢?“天下興亡，匹夫有貴”的湖湘傳統思想是他的精神支柱。他說;“數萬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艱巨，誰與任之?”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實地考察一下西方社會，將真實情況介紹到中國來，使人們從“酣夢之中”清醒過來。
二、超越湖湘文化粗淺層面
在中國近代西學東漸的歷程中，郭禽燾的西洋觀無疑產生過非常顯著的效應，與此同時，郭氏更為純熟掌握的湖湘文化傳統，卻素以傳統甚至保守見稱，兩者之間，確實存在很大的矛盾。后人評價其西洋觀是湖湘文化的叛逆者。筆者認為這個對立的兩極頗為復雜，需要進一步探究。郭嵩燾既植根于湖湘文化優良傳統的基礎，又由于對西方文明的親身經驗和深人研究而獲得思想上的飛躍，在諸多方面實現了對湖湘文化的超越。
(一)由重農抑商傳統向重商求富的飛躍。
中國儒家的傳統觀念是重義輕利，所謂“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千百年來被士大夫奉為人生的信條。郭嵩燾是繼魏源之后，對傳統輕利思想進行系統批判的思想家之一。他挑戰世俗，“天下萬世之利害，吾身固自任之。認為重義輕利“是俗儒之見”，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言義，虛文而已，其實朝野上下之心，無一不鶩于利，至于越禮反常而不顧。”這種批判，就其深刻性全面性來說，在同時代的思想家中是首屈一指的。
在農商關系問題上，郭嵩燾對商人的重要性有了越來越充分的認識，突破了湖湘文化中一以貫之的重農抑商傳統。對于一直生活在傳統農業社會中的湖湘士人來說，商人必定危害社會這點幾乎是不言自喻，不辨自明的。就連王船山這樣的智者也非常明確地把商人利益與國家利益截然對立起來:“賈人富于國而國愈窮。”“農人力而耕之，賈人詭而獲之之，以役農人而驕士大夫。”并且加以道德評價:“人主移于賈而國本凋，士大夫移于賈而廉恥喪。”在這種重農抑商的社會風氣下，甚至到1884年，郭嵩燾告老還鄉后，在省城禁煙公社會上演講“商賈可與士大夫并重”，仍受到王閻運等士紳的批評，“余欲駁議，以眾坐謙讓未發。針對中國傳統的經濟觀“重農抑商”，郭嵩燾最早提出了“以行商為制國之本”的命題，主張大膽開埠通商，形成了“以通商賈，阜財用為本圖”的經濟思想。經過親身體驗西方國家的物質文明，親自比較東西方國力的差距，對于自己祖國貧弱的根源有了切身感受:“竊觀西洋以商票為本計，祖國無一閑;中國重士而輕農工商三者……民安得不窮?國安得不弱?郭嵩燾還批評其脫離民眾的實際利益，甚至“與民爭利”的行為。在《條議海防事宜折》中提出應引導民眾從事具體求富的商業活動，改善國家與商民關系，實施“導民而從之，因民之利而為之制”的立國立本之方，做到“一曰通官商之情”“二曰通籌公利之利。經濟發展了，自強也就實現了，他呼吁撤銷出海禁令，鼓勵人民從事近代航運業和制造業，經營工商以謀利。他還奏請纂成通商則例以保護商人利益。郭嵩積極倡導引進西方經營管理方式，主張打破官府壟斷，給商民以更多的自由經營空間，“西洋之富專在民，不在國家也。郭嵩燾是近代中國民辦工業的首倡者，要求改革那些障礙工商業發展的不合理的封建制度，歷史證實了他的遠見卓識。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歷經慘痛代價后，痛定思痛，做出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決策，順應了時代發展規律，這是必然的選擇。
(二)由理學道德層次向中西體用結合的飛躍。
認識西方，是鴉片戰爭后擺在近代中國湖湘人士面前的一項歷史重任，郭嵩燾對西方的認識由物質層面深人到制度層面。他認為西方政教有利有弊，主張學習西方而又保持本民族的優良傳統，將中西文化的精髓結合起來，這與當時湖湘人士對中西文化關系還停留在有關理學道德層次上的比較是很不相同的。
作為處于中西文化交鋒之顛峰浪頂的人物，郭嵩燾既是儒家學者，有著深厚的傳統文化背景，同時又最早對西方文化進行親身的考察，對西方政治制度有著獨立的思考和深刻的體認。在他看來，西洋政教集中表現為民主制度，其核心為議會制度，通過對英國議會的實地考察，“兩黨之勢既定，議論同異，相持不下”，議會卻能從中“劑之以平”。對于國家大事，西洋“朝廷又一公其政于臣民，直言極論，無所忌諱。庶人上書，皆與酬答。議會的調節功能使他感到新奇，西方的民主制度讓他感到羨慕。而其他湖湘人士的理解則接管于道德范圍內的教化，它必須像曾國落所說的“操習技藝，磨練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慮”那樣嚴格的修身程序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才能達到。郭嵩嵩也覺察到西洋政教不足之處，在于議院權力過重，民氣過盛，要求區別對待西方政治制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當時湖湘人士對此認識還停留順傳統理學層次上時，郭嵩燾提出“本末論”，是極為難能可貴的，在系統認識西方文化及中西文化對比方面，郭不愧是“寂寞的先行者”，盡管對西方認識有缺點，但絕大部分是符合歷史事實的真理。
三、批判湖湘文化缺憾與不足
(一)內地湘省閉塞，彌漫守舊風氣。
湖南是晚清思想斗爭特別激烈的省份，既哺育了郭嵩這樣的時代先行者，又彌漫濃厚的守舊風氣。鴉片戰爭的作戰地區主要在廣東沿海一帶，湖南深處內陸，士大夫既難目擊，又道路傳聞有限，不可能對西方人侵有刻骨銘心的切身感受。湖南北阻大湖，境內多山，既遠離全國政治文化中心，又與文化發達的江浙地區很少往來，使湖南士人思想保守，消息閉塞，很不容易接受外部思想的影響。
郭嵩受到的攻擊是全國性的，而以他的故鄉為最烈。湘省封建傳統極嚴，最惡洋人。聽說郭嵩熹竟然出使外國，群情激憤，“俱論郭摘仙出使英夷事。”“出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于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傳誦一時的聯語道出了當時輿論的非難。三湘士人不僅恥與其為伍，對他辱罵備至，譏仙不遺余力，而且還要訴諸暴力，聚集在省城長沙趕考的文人學士失去理智，一把火燒掉了郭嵩燾替洋人修建的上林寺，并揚言要搗毀郭宅，把郭家老小嚇得戰戰兢兢。郭嵩得到家信，向慈禧太后告急。恭親王奕訴為此發函責問湖南巡撫王文韶，王置若圈聞，不了了之。一個二品大員的家鬧得如此烏煙瘴氣，驚動總理衙門親自過問，湖南巡撫居然敢敷衍了事，自然因為有從京師到地方的強大輿論作后盾。郭嵩大遭忌恨的根源，在于他常常宜講西方比中國強，忘記了“夷夏之防”的祖訓。郭回鄉后，街頭巷尾，屢出流言，官府不示以札，士紳更謠言攻汗，諸生則揭貼管毀。
郭嵩熹對此毫不理會，積極予以批駁，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他還明白湖南的亂象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國的一個縮影，他總結舉國上下的政治是“君驕臣謅”。為了回擊種種謠言與攻擊，郭嵩燾將自己有關洋務的奏議書說編輯成《罪言存略》于1879年7月刊行，希望占領部分輿論陣地。一種高度的歷史責任感使他“拚了聲名”，不顧世谷之毀譽，大聲疾呼人們關心時務，清醒頭腦，從虛驕之氣中振作起來。
(二)歷史條件局限，不明文化糟粕。
郭嵩燾晚年的心境凄苦、孤獨，歸隱的內心充滿對國事的優慮與不為人理解的痛苦。“大勢所趨，萬事敝壞，人心從之而靡，無可與共語者。而且家道中落，兒女親人陸續離世，白發人送黑發人的創痛可想而知，他的精神世界，正如深秋的荒原，廣裹而凄涼。在他晚年的日記中，頻頻出現尋覓墓地的記載。他雖然屢次批判過機器開礦，興建鐵路會傷害風水之說為“大謬”，但自己仍然迷信葬地的風水，希望能找到一塊寶地長眠，給子孫后代帶來無限的幸福。也許一個為真理執著追求了一輩子的倔強士子，在濃密的封建黑網一層一層套得喘不過氣來的時候，在醫學極不發達無法救治一條條年輕生命的時候，他會情不自禁轉向唯心主義虛無飄渺的世界，去尋找許些慰藉，去安慰一顆孤寂滴血的心。
洋槍洋炮，輪船鐵路等西方涌進古老中國的新鮮事物，并未能根本改造傳統文化的殿堂，封建道德束縛依然固我，僅以“烈婦”為例，19世紀后半葉還史不絕書。1891年郭嵩燾重病期間，仍奮力為人作烈女詩，歌頌張氏殉夫而死，“為姑為夫身豈惜，但惜無力回沉病。終拚一死隨夫去，白日昭昭照人世。這位接觸并仰慕過西方近代醫學的知識分子，在死亡的黑影面前，又孤依神佛了。這位淋浴過資產階級文化洗札，對傳統文化進行過深刻反省與批判的時代先行者，在走向人生的最后歸宿時，仍然回到了傳統中。在某種意義上說，傳統既具有動力又具有墮力，是把以刃劍，是不無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