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媒介的公共性建立在社會的公共性之上，這種公共性不在于媒介傳播的廣泛性和受眾的聚合性，而在于對媒介利用的程度和方式，民主表達是社會民主的第一步。媒介功能與社會公共意志是一個共存體，表現為相互支撐、相互利用、取得共同發展的目的關系。傳媒不僅僅單向推動了社會意志表達，社會公共空間結構的轉變對傳媒也有間接的影響關系。
【關鍵詞】傳媒利用；公共空間；社會意志；
哈貝馬斯認為，“在一個健康的民主體系當中，公眾所關注的事物是由公民社會的邊緣傳遞到政治的中心地帶，以便在此進行審議和討論，采取合適的行動”。按照這個觀點，傳媒在這個過程中肩負著這一職責，因為媒介的功能就在于將邊緣化的信息引入集中化的通道，或者說是加快信息邊緣化向集中化轉變的一種催化劑。媒介的公共性建立在社會的公共性之上，這種公共性不在于媒介傳播的廣泛性和受眾的聚合性，而在于對媒介利用的程度和方式。媒介可以被個體利用，這種利用是個體對信息的索取與接受；媒介可以被社會利用，這種利用構建出媒體在公共空間中的地位與作用，呈現著媒介的社會屬性。
社會中的每個成員要想獲得自身的權益就意味著要表達自己的意志，這種表達意志的過程其實就是社會意志匯集的過程。表達分為多個方式和層級，個人人際表達和人群聚合表達的社會信息集中度顯然遠遠低于對媒介的利用，媒介是現代社會將意志集中化表達出來的最有利的實現工具。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各種傳媒技術的不斷成熟，報紙、廣播、電視、網絡，這些傳媒不但延伸了人們本身的視覺、聽覺等功能，同時也擴大了人們表達的范圍，放大了參與社會表達的群體。越來越多的人們逐漸感受到傳媒能夠更好地維護自身的話語權、實現社會意志的表達和呈現推進民主化進程的意愿。于是，社會意志表達被賦予了更高的期望值，媒介對于社會構建的功能性獲得提升。
社會意志表達有多種方式和眾多的路徑，媒介的社會意志表達是其中的一種。但媒介與其他表達方式的根本區別是非常顯著的，媒介使人們更加容易地接觸并參與到了社會公共活動之中，不同程度地表達著對社會公共事物的態度。對于現代媒介來說，大眾傳播時代的開始就是從原本只有社會精英階層表達向社會民眾表達的演進過程。媒介被社會精英階層所利用的比重顯然一直高于社會民眾對其的利用，社會精英階層表達的含義大部分在社會意志表達的范疇中。盡管如此，媒介被社會民眾更廣泛地利用，社會意志表達的結果要優于階層表達的結果。普利策用“了望哨”來比喻媒介對于防范社會風險的社會責任，但“了望哨”的建立者不應該只是社會的某個群體，而應是整個社會群體，或是能夠代表整體社會意志表達的那些精英階層。
今天，網絡媒介的利用方式完全顛覆了傳統媒體的利用方式，我們將此定義為話語權的轉變，其本質是對于媒介利用方式的轉變，媒介作為公共品在表達社會意志時從精英階層擴延到了草根社會。網絡之所以成為社會輿論監督的利器，首先得益于民眾利用媒介在社會公共空間中的社會意志表達，并上升為社會政治活動的一部分。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實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路線的恢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與不斷完善，人們觀念的更新與思想的解放，民主化進程的推進，在網絡媒介利用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充分利用傳媒進行的民主監督與國家監察部門進行的監督是截然不同的，它是社會民眾通過新聞傳媒實現的社會監督的有效方式，也是社會意志表達的路徑之一。從一定意義上講，網絡媒介帶來的新聞輿論監督推進了社會民主化進程，給予媒介在社會公共空間中的社會意志表達更大的自由度。
媒介功能與社會公共意志是一個共存體，表現為相互支撐、相互利用、取得共同發展的目的關系。傳媒不僅僅是單向推動了社會意志表達，社會公共空間結構的轉變對傳媒也有間接的影響關系。傳媒要想獲得自身的發展，制造傳媒自身的影響力，就要爭取的受眾更多，即提高自己的關注度和社會地位。因為傳媒擁有的受眾越多，就意味著它的認可度越高，它的社會地位也越高，傳媒進而就能夠吸引更多的適合自身發展的條件來維持并壯大自己。
傳媒的社會功能和傳播內在動力決定了媒體在公共關系中對構建社會關系的意義，另外，中國媒體的發展變化中最為明顯的是對社會關系構建的重新思考。近十年來，媒體管理理論終于認真地從只研究媒體的社會性轉入研究它的經濟屬性，而在研究它的經濟屬性時又反過來對公共空間進行再認識。因此，媒介在公共空間中的表達傾向，以社會價值為參照，其根本是社會意志的表達。
傳媒只有滿足受眾的需求才能吸引受眾、才能達到擴大自身影響力等目的。在這一動因的推動下，其實傳媒在不知不覺中制造出了一種滿足社會表達進程需求的公共領域。實際上，這個由傳媒制造出來的領域給民眾參與社會活動提供了一個場所。那么這個場所應該是什么樣的呢？社會學家哈貝馬斯早就提出了“公共領域”這個理論，他認為在這個公共領域內，不受種族、民族、文化層次、社會背景的限制，可以任意發表自己的意見和看法。雖然這一理論所描述的是一個相對理想的領域，但是人們會不同程度地受到公共領域力量的波及。
傳媒一直有意識地讓自己成為公共領域的“操縱者”，利用對傳媒的可操縱性來建立一個看似社會意志表達的公共領域，來吸引更多的受眾。傳媒盡可能地為每一類讀者群體提供相應的內容，不論其階層、性別、政治、宗教背景如何。它們的報道往往傾向于揭露違反公共利益的事件，尤其是濫用國家權力，犯罪行為以及對公民權利的侵權事件，進而把傳媒塑造成了為人民利益而無畏的戰士和公民利益的捍衛者之類的英雄形象。如此一來，人們更加相信傳媒就是能夠實現自己意志表達的代理者，是維護自身利益的最有效工具，甚至對傳媒產生了一種“英雄式崇拜”。傳媒的認同感越是強烈，對傳媒本身的發展就越有利。傳媒也正是通過這種被利用的關系，來提高受眾對自己的認同并壯大自己。可以說，這個進程推動了媒體、壯大了媒體，傳媒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歸功于人們對社會意志表達的追求。
媒體是在主動與被動中實現社會意志表達的。傳媒與社會表達的這種良性互動（互相利用）使得一些重要的民主形式得以實現，同樣使得一些傳媒得以生存并發展。傳媒可能是追逐利益的，但如果失去了在公共空間中的社會表達，它在社會公共空間中將無法立足，其存在的理由也就會消失。
在現實生活中，各種原因導致了傳媒不能按照我們所想象的那樣去推進社會進程。從私有財產的出現和國家的逐漸形成起，就已經打破了原始部落時代那種人人平等的理想狀態，造成了人們社會地位和經濟條件的不平等，致使所有的社會人群不可能平等地參與社會政治活動。在麥克盧漢看來，人類社會將會經歷三個階段：部落時代、非部落化時代和重回部落化時代。這里所提的重回部落化時代是傳媒技術在起作用，是發達的傳媒技術拉近了人們的距離而不是歷史自然發展的結果。從表面上看，網絡的表達方式讓世界變成了“地球村”，人們可以實現“面對面”交流，但是人們能否真正回到最初部落時代的那種民主還是一個未知數。原因很簡單，就是傳媒有一定的制約作用。這個制約即如何表達社會意志，媒介公共空間該如何構建是關鍵因素之一。
人們認為，由于傳媒技術的變革與發展，使得社會管理模式已經從“全景監獄”式轉變成了“共景監獄”式。與“全景監獄”相對，“共景監獄”表現了一種反向的效果，人們不再受到來自“高塔”的監視，而是對其展開凝視。其實不然，福柯所提到的“高塔”是社會管理者，媒介技術的變革削弱了社會管理者的優勢。不幸的是，“高塔”的主人卻正在變為傳媒的管理者，由于傳媒與人們存在著信息不對稱的現象，致使傳媒仍然處于主動地位。盧因的“把關人”（gatekeeper又稱“守門人”）理論認為，傳媒在信息傳遞過程中，有重大的過濾功能。傳媒受到高位主體、本位主體和所處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也影響了傳媒把關決策的最后結果。因此，傳媒要想盡可能地減少信息傳遞的不對稱現象，就要準確地找到自己的定位，采用合適的方式表達社會意志。媒體應該盡最大可能去擺脫來自各方面因素的影響，盡可能保持信息的真實性、客觀性、完整性，這樣才能真正成為人們推進社會發展進程的動力。
傳媒功能與社會公共空間的關系一直以來都是新聞學、傳播學、社會學學界持續不斷的話題。傳媒有著培養受眾的功能，傳媒在長期的傳播過程中會潛移默化地引導、增強人們對社會的態度，提高人們的社會意識。從積極的角度看，追求社會平衡始終是社會發展的主要任務，傳媒作為有力的溝通和信息傳播渠道，在社會公共空間中為社會意志的表達擔負起天賦的使命，必然會在建立平衡、和諧的社會進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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