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從當今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的崛起來談現今價值秩序的重建問題。眾所周知，自近代中國承受西方挑戰以來，民族主義就是中國人眼中一種極為重要的價值。在中國人看來，在險惡的外部環境壓力下，整個民族是一個大的共同體，大家會為捍衛整體家園利益而獻身，這可以成為人生意義的一個來源。中華民族近代以來長期受到外國的屈辱與壓迫，常常陷入極端惡化的生存環境之中，因此民族主義在中國士大夫里或者在知識分子的心目當中仍具很高價值，現如今強調的愛國主義，實質上就是民族主義的官方版本。我們傳統的民族文化本質上是一種非個人本位的、集體本位的文化，民族主義與我們傳統文化精神又是有著豐富的連結性，民族主義對我們現今中國而言也具有很高的價值。因此，以民族主義為切入點討論價值重建很有必要。
在這里，我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們的民族主義思潮中，有一種值得重視的類型，那就是激進的民族主義。可以認為，激進的沙文主義是民族主義的極端形式。它認為，在國際問題上，為維護本民族的利益，可以而且必須犧牲其他一切價值，視本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在談到這個問題以前，我個人首先要做一點自我反思，十多年以前，在認識民族主義問題上，我曾有過一種頗為天真的判斷。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大概是國內最早對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民族主義做出一個正面、完全、積極、肯定的判斷的學者之一。1995年我在《戰略與管理》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正面肯定民族主義的文章《民族主義和中國轉型時期的意識形態》。在這篇文章中，我認為原本的革命意識形態已經無法聚結中國的人心，中國的民族主義可以成為代替革命意識形態的民族聚結力的新資源。我還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與儒家主流文化相結合，將使中國人獲得新的安身立命的基礎。沒有料到，這篇文章在國外引起了很大反響，許多外國記者對我進行采訪。國外人士認為，這篇文章表明中國開始自覺地擺脫意識形態上的國際主義，重新回歸民族利益本位。在其后的多次訪談中，我又進一步發展了這個觀點，我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絕不是一種好戰的、向外擴張的主義，首先中國的儒家文化本身就具有溫和性。其次我認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特點，從歷史經驗來看，是作為受害者的一種應激性反應。中國的民族主義無疑是一種只有在對外部壓力作出反應時才會呈現出來的一種溫和的民族主義，我把它與擴張性的民族主義區別開來，稱之為反應型民族主義。甚至在幾年前，我在法國參加中歐論壇討論時，也談到中國的民族主義具有樂觀的前景，因為中國的中產階級、企業家階級已經開始成熟了，他們是比較溫和而理性的新興社會階層。
然而，中國當下民族主義思潮并非我想象的那樣令人樂觀。近年來，一種高調的、激進的、強硬的、咄咄逼人的民族主義思潮正在國人中發展起來，這是我始料未及的。激進的民族主義在中國的崛起這一現象讓我逐漸認識到原來的觀點過于片面。
我舉幾個例子來說明。幾年前，某將軍竟在國際場合公開提出驚世駭俗的高論，大意是，如果美國干預臺灣這個中國人的核心利益，中國寧可把西安以東讓出來，和西方來一場核大戰。請問他作為一個軍人，有什么資格在中央以外，公然提出與和平發展完全對立的這種觀點?人們不禁要問，如果把西安以東的中國和美國核戰，他本人與他的家屬是在西安以東還是以西?另外，又有一將軍提出，中國如果不能成為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就只有死路一條，因此，中國必須做超級大國。又如，某上校公然提出，判斷南海某島嶼是否是中國領土，不能根據國際法，而只看它在歷史上是不是屬于中國。按照這種邏輯來推導，中國似乎應和周邊的所有國家開戰，而周邊所有國家，也可以根據這一理論，同中國發生戰爭。類似的觀點還有許多。
更可怕的是，這樣的觀點并非是孤立的，其背后存在許多的支持者。這種態勢很強，我們有些官員也深受這種高調的、亢奮的強勢民族主義思潮影響，在國際場合說話沒有分寸，弄得原先與中國保持友好關系的幾乎所有周邊國家，這些年來紛紛與中國疏離開來。這使我感覺到，我過去對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民族主義的溫和化理性化的估計，有很大的差異。在這一方面，我個人是值得反思的。
為什么這種具有激進色彩的大國沙文主義式的民族主義潛流能夠存活于中國?當中國步入強盛，在國際上擁有發言權時，為什么民族主義并非如我想象那樣回到儒家的有守成性的、溫和的中產階級式的民族主義?為什么這種激進的民族主義能造如此之聲勢?我分析出以下幾個因素：
第一，是因為中華民族有沉重的歷史記憶，因此會產生一種長期受壓抑的歷史悲情。一旦國力強盛起來了，似乎就有了宣泄這種長期受抑制的屈辱感的本能沖動，潛伏在中國人心中一百多年的屈辱，終于找到報復的契機與條件。值得一提的是，我們教科書的片面性也在其中起到不小的消極作用。我們過去的歷史教材，只是強調我們受欺侮的這一面，其實，許多歷史上的國際沖突有著復雜的原因。例如，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與封閉愚蠢的清王朝把西方談判代表三十多人當作人質，并殺死其中一半人的人質事件有關，這樣的例子還有許多。我們只知道自己就是外國侵略的受害者，卻很少考慮復雜的多元的背景。
第二，是因為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有一個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特點，自十九世紀中期以來，中國并不是通過民間社會發展走向現代化的，而是將整個****帝國的官僚系統，作為一個子系統，納入到整個世界現代化的進程當中。這樣，具有家長制的傳統的國家體制同時嵌入其中。借用一個經濟學概念叫做“嵌入型的現代化”。比如德國、日本都是沒有經過公民社會的發育，憑借整個國家實體，通過政策創新才實現有效的資源動員。這種嵌入型現代化的過程，只要統治者進入世俗理性化，就可以通過現成的專權國家官僚體系，強勢整合社會資源，這就比其他分散型的、多元的資本主義國家，能更迅速地通過“舊瓶裝新酒”的方式，步入現代化潮流，并取得相當成效。
然而這樣的方式也會產生一種弊端，即會產生對現成國家系統的崇拜。這種國家崇拜尤其在后發展的、受到屈辱的集權性國家之中表現最突出。國家崇拜可以說是支撐國民心理上的擴張性民族主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在中國這種“強國家－弱社會”的結構中，社會力量對國家缺乏有效的制衡機制。國家強勢的聲音、好戰的鼓動和擴張性的聲音，反而使社會力量日漸式微。我記得許紀霖教授在不久以前寫了一篇長文，對當下中國的國家主義思潮有很好的分析。他特別提到在知識分子當中在這些年來出現的國家主義思潮，并列舉了非常具體的例子進行說明，在此我就不再贅述。
第三個因素是我們民族現代化的過程實際上是個世俗化的過程，是個商業市場化的過程。商業經濟的特點就是講金錢、重物質、講事功，務實而注重成效，缺點是不能為人們提供精神支持。如果人們有精神需要，卻沒有宗教或是人文主義的社會關懷，來實現其內心超越性價值追求，從而使內心精神滿足，那么人生意義該如何體現?擴張l生的民族主義似乎為追求理想的人生價值的青年人提供了獲得人生意義的一種解決方案：那就是作為一個戰士向“帝國主義”抗爭，向侵犯我們利益的邪惡勢力抗爭，此時的我們的生活就似乎能“拒絕平庸”，獲得一種世俗生活中難以看到的自我價值實現的浪漫體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從國家主義中獲得的虛幻的人生意義崇高感，能夠彌補人們在現實生活當中的平庸感。這是一種對平庸這一“現代病”的一種替代解決路徑。對于理想主義而言，高亢的民族主義是很好的精神消費品。從倫理角度來說，它具有很高的替代作用，它的集體主義，較之現代化過程中隨處可見的個人主義，具有超越性的意義升華。
第四個因素是中國通過共產革命產生了一種紅色革命政治文化，它在很多情況下和強勢民族主義在思維方式與價值取向上有很強的同構性，如自我道德優越感，非白即黑、我對你錯的單極思維，不講妥協的零和游戲思維，斗爭哲學，敵我兩極分類，這些都是紅色革命文化所具有的特點，具有不妥協的精神。雙贏游戲在革命文化當中是不存在的，革命就是全輸或者全贏，這種文化對我們民族深層文化建構極具影響。這些文化思維在革命時代無疑有其正面作用，然而，它作為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無形中支配著我們行為與選擇的“深層”的文化心理，幾十年里積淀在我們思維模式中，積淀在我們的政治精英、知識分子當中，尤其是相當一些北京大院的革命干部子弟當中。革命干部子弟由于從小所受到的教育，使其離革命文化與激進的民族主義只有一步之遙。正因為二者具有極強同構性，所以很容易轉化。我想，這就是為什么在北京大院里鼓吹民族沙文主義、激進主義的人很多，而在南方平民子弟中卻很少，而一般的平民子弟出身的企業家當中沒有或是很少有。
第五個因素是存在的一種政治機會主義。我們民族這種情況目前來看并不明顯，然而一旦中國經濟發生了困難，貧富分化嚴峻，國內矛盾尖銳，就會有些野心家、機會主義者通過轉移社會矛盾的方式，通過對外的斗爭，來轉移國內矛盾。這種機會主義從歷史上來看就有很多案例，許多法西斯主義者一開始是屬于左翼的，比如日本二戰以前非常著名的政治活動家與理論家北一輝，他自認是代表反資本主義的勞苦大眾利益的左派，他認為日本社會上的兩極分化嚴重，是國內的資本主義與國際帝國主義相勾結的結果。因此，反對國內的資本主義與反對國際上的帝國主義，就是一件事情的兩面。此時他就從社會主義左派轉變為激進的法西斯主義者。所以，我認為我們千萬不能掉以輕心，要充分認識到這個問題的復雜l生與嚴重性，防止左翼的社會主義轉變為極右翼的法西斯主義、民族擴張主義、民族沙文主義。日本歷史上發生過的左右翼的轉換，很可能在中國新的歷史情況下回潮。因此我覺得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應當成為我們對當代思潮研究的一個方向，對當代的社會倫理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